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区域协调发展内容之一,将在十九大后得到大力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或特大城市集聚。上海、武汉、成都、南京、苏州等长江经济带大城市,集中提供各种软硬件资源条件,集聚产业和企业向其转移,社会分工更细、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高,从而汇集了全国大量的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也集中了大量活跃的、成功的“双创“活动,持续有力地推动了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增长。
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总体高于全国增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支撑带。
但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思路也存在不少困惑和争议,特别是关于大中小城市发展的人口规模方面,本文将对此提出若干思考。
目前,针对长江经济带,国家实行的仍然是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思路,对上海等特大城市实行人口流入限制政策,如上海2040规划提出严控人口规模,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但这些规划和策略是否有效仍有待思考。
其一,发展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小城市能否改变城镇人口流失现状?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政策、经济等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的,再加上各城市自身的禀赋条件,中小城市在短期内产业发展起来是很困难的,这样便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人口流失在所难免。过去十年间,在全国230多个地级市中,人口减少的城市占据了近40%,共减少近1600万人。
原理显而易见,城市化能使城区得到由人口集聚现状带来的产业聚集效应,进而产生经济规模效益。这种规模效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规模递增的,能带动城区经济的指数级、跨越式发展。影响人口城市化迁移方向的因素有城市自身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城市配套设施等,这些都是大城市相比于小城镇的优势所在。中国早先的村镇的空间布局是分散的,且村镇的基础设施落后、开发成本大、利用效率低,所以最早的乡镇工业企业无法产生产业集聚效应。选择扎根乡村的企业大多没落,寻求转型升级的乡镇企业争先恐后投入城市开发区的“怀抱”。城市开发区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全面的市场信息、更广阔的人才资源等。大城市必然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源、人口涌入。
其二,发展重心从大城市转向小城市并不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以日本为例,上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提出日本东北部和西南部企业承接转移,将大城市产业和人口“输送到”城镇,但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数据却表明此时间段的日本社会生产率下降了。
分析其原理不难发现,若将发展重心转向中小城市,大城市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力会提前失业,这些提前失业的简单劳动会转向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小城镇。所以,发展重心的转移并不能改变城镇生产效率低的现状。
现在的局面是,长江经济带地区小城镇人口流向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大城市离休人口不愿再回到小城市,导致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小城市人口逐渐减少。好在长江经济带地区大部分小城镇都在城市群里,发展优势相比较于其他地区还是很明显的。
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从全球来看,也是一个规律。上世纪50年代,全球超过500万人的城市不足10个,2015年增加到近80个。日本60%的人口在关东、关西都市区,韩国50%的人口在首尔都市区。1950-2015年,全球生活在1000万人以上规模城市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从3.2%提高到11.9%,生活在100万-500万、50万-100万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3.9%和0.6%,但是生活在50万以下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7%。虽然我国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的政策和措施层出不穷,但人口城市化已是大势所趋。1990-2015年中国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2个增加到16个。2009-2014年,中国35个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共增加3778万人,其中前15个大城市增加了3010万人,约占80%。
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人口发展战略的相关建议:
第一,顺应人口迁移规律和城市发展大势,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大城市为龙头,以江、浙、沪、皖、赣、渝、鄂、湘、川城际高铁为纽带,带动上游河源—湖北宜昌、中游湖北宜昌—江西湖口、下游江西湖口以下的发展,积极获取大城市化和城市群化的集聚红利。
第二,放开对上海、杭州、南京等大城市的人口限制,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空间设计和规划要以人口为依据,将权利和服务从本地户籍人口扩大到本地务工人口,保障外来人口在履行当地义务的同时平等享受当地权利。
第三,对长江经济带不在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大城市附近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小的小城镇,建议准确定位自身发展重点。结合当地特色优势,应用当地的生态条件和文化底蕴吸引大城市有财富能力的人群来此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促进大城市的现代化向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联动辐射作用。
第四,通过城际交通实现长江经济带大城市周围卫星城联动一体化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天几十万安徽合肥、江苏苏州等长江经济带二三线城市居民借助城际交通赶往浙江杭州和上海工作。
未来,中国整体也会像长江经济带一样,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传统大城市为核心,通过轨道交通向全国蔓延,形成一体化倾向的多向串状卫星城地区,促使经济规模效益和城市能动力的最大化,缓解大城市房地产刚性需求失衡问题,实现我国“城镇化”向“城市化”的真正转变。
(本文为福睿智库原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