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经济乱象”,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在内心深处,我们还停留在“周期性”波动的认识上,还期待着“高速增长”,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作为潜在的首要出发点。中国还远未达到新的增长轨道,变革将是中国未来3—5年的常态。
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阶段转换
1.需求结构已发生阶段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的认识和需求将发生阶段性变化。2.增长动力和供给机制发生阶段性变化。世界到了寻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轨时期,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也逐步成为国际市场的影响者,并开始逐步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3.阶段转换的意义。首先,这意味着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性下降。其次,伴随着阶段转换的,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系统转换。再次,转换是需要时间的,并且需要承担必要的风险,付出应有的成本。
过渡阶段的割裂和三个自循环
在系统转换的过渡阶段,中国经济表现出既不同于原有系统的运行特征,也不同于拟转换成系统的运行特征,而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集中表现为各种割裂,呈现出各种“乱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割裂,经济的管理体系与运行体系的割裂,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风险收益的获得者与最重承担者的割裂等等。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三个自循环系统。一个是由外贸领域、国际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外汇储备运用构成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不论是国际大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土地财政——房地产——影子银行”循环,抑或是过剩产能循环,都是中国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一部分,其快速发展都推动了GDP的增长。从这三个自循环来看,都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国际大循环顺应新一轮全球化的需求,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应对经济转轨需要四类政策
不论是“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陷阱”,都是经济增长、社会运行的系统切换,是质变。在这个过程中,需求结构、增长的动力和保障机制,以及宏观管理体制,都需要发生整体的变革,必须经历的成长痛苦。
中国当前面临的是重大的经济转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政策,需要从战略高度来评估动用现有资源的收益。
为应对经济转轨,中国需要四类政策。
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合适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
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的“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
三是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新的投资创造条件。
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的方案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的负面冲击,包括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这个过程,关键是合理引导并调整市场预期,使预期调整和去杠杆过程较为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