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界对国内经济维持快速增长的能力越来越悲观。人们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过度投资和债务负担沉重三个方面。国内转向增速较慢、但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是一项异常艰巨的考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一份宝贵的背景文件中,阐述了我国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里面强调了几个新形势。首先,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6700美元。其次,国际环境已不如以往有利。第三,中国经济自身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已下降至7%—8%。最后,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已触及极限,尤其是水资源,这种资源不是可直接交易的大宗商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供了我国下一轮改革的蓝图,其中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推行重大的制度和政治改革,包括由“行政审批制度”向“法治”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要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角色要发生变化。同时还意味着新进入者在能够开展哪些业务的问题上将面对“负面清单”,而不是“正面清单”:企业将可以从事任何没有被禁止的经营活动,而不再需要审批。户籍制度改革也是此轮改革的重点之一。
目前政府想做的事在经济和环境两方面都很有道理。一份关于中国中期经济前景的背景文件,以及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罗奇的报告表明,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取得了切实进展:国内力图转向速度较慢、资源密集度较低、就业密集度较高的经济增长模式。尽管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体相比,国内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仍显着偏低,但2013年还是首次超过了工业的比重。通胀水平一直很好地处于可控范围,工业盈利能力在经济放缓期间保持得较好。总体而言,国内经济似乎在平稳地调整,逐渐适应不可避免的减速,其推动因素是利用未开发资源(包括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
不过,国内经济依然高度失衡。此前投资占比一直快速上升,自本世纪初以来几乎一直保持这个势头。目前,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35%,大致只有美国的一半。超高的投资比重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与过剩产能的增长和杠杆率的上升直接相关。国内经济所面对的风险潜藏于金融恐慌、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高负债和产能过剩等相关领域。危险在于,迅速纠正这些问题可能引发一个正反馈循环,导致一轮远比预期剧烈的经济减速。许多重要行业的产出已降至产能的75%以下。然而国内经济规模已太过庞大,无法通过出口来摆脱这一困境。
当前一个大的问题是,国内经济中的纠正力量,是否会压垮政府平稳管理必要调整的能力?对此,政府也或许还有许多调控手段可以利用。不过,目前金融压力和宏观调整的下行风险已在急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