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业转移的黄金期,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内人力资本上扬等生产优势不再条件下,这一进程正在逆转,从美国到欧洲,从欧洲到亚洲的日本,“再工业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正迅速生起的新一轮趋势。许多欧美在海外设厂企业开始纷纷选择重回本土生产制造,包括Apple、Google、Motorola、GE等都已正式启动美国制造,加上欧美政府大力推动产业创新与吸引优秀人才政策,未来十年可能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夺回制造业的十年。
其中美国在这一浪潮中,表现突出。其先后启动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国家机器人计划”、“选择美国倡议”、“国家出口倡议”等一系列项目和计划,希望通过掌握高新技术,培养出新的优势产业,继续张开全球产业布局的主导权。自2010年起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开始上扬,迈入近10年罕见的就业成长阶段。经营环境也在页岩气开采、政府奖励等措施下获得改善。“Made in USA”消费意识抬头,也为美国再工业化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欧美“再工业化”直接挑战“中国制造”。尽管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落后产能规模大、垄断行业进入难,加之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投资回报率持续偏低等,“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削弱。
欧美“再工业化”背景下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的的挑战
挑战一: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可能大幅弱化(据有关部门预计到2015年,美国南部等地的生产成本将低于中国);
挑战二:我国出口制造业可能会受到巨大冲击;
挑战三:发达国家将成为新一轮产业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控制者,而国内依然成为被控制者;
挑战四:我们与美国等的发达国家在创新竞争力方面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可能会使其有市场导向的创新容易产业化并产生经济效益;
挑战五:中国局部地区却出现了“去工业化”倾向,大量的资金“逃离”实体经济,进而流向地产和金融领域,出现了“虚拟经济火爆、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在不断加大。
“再工业化”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嵌入欧美“再工业化”产业链,与欧美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型的以产业模块化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嵌入式”竞争合作关系,预计美国制造业的再次崛起将有几段价值链移动模式。
第一阶段是重要EMS/ODM/OEM厂商在美国进行生产规模扩张、或是并购产能,初期的零部件、组件仍由国外物流体系支持,然后再考虑运输成本;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跳出传统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模式,要瞄准能够引领未来新一轮工业革命,抓住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抓住新的制造模式,抓住消费者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更大胆地进行创新的制度建设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
迅速完善我国的创新服务体系,如检测检验机构,孵化器、公用的实验装备等,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特别支持创新制造模式;
创新人才培育和引进政策,为制造业升级培养更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