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根在机制上

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产能过剩的主要推手，产能过剩产业进入易，退出难，再加上退出企业面临资产损失、债务处理和失业人员安置等现实问题，更增加了调整的困难。

要知道，从本质上看，产能过剩是个市场问题。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某个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必然会形成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在经营中失利和竞争中败北的企业会自动退出市场，整个行业就会回归供求基本平衡的状态，用不着政府操心费力。

然而在我国，产能过剩是政府行为和政府竞争的结果，也成了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出台的《指导意见》已经是政府今年内第七次强调治理产能过剩问题。

2011年，在明白反危机刺激的过度扩张行为不可持续后，中国经济进入了补库存后的再度去库存过程，过剩产能问题再度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现象。

为降低去库存和去产能行为给经济造成的不利冲击，促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应对之策随即被提出。这种状况说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并非单纯是经济周期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常只需采用恰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就可解决，而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和库存过高问题，正是反周期政策作用的结果。

从根本上来看，化解产能过剩还要通过改革，改革现行扭曲的政绩考核机制和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的投资冲动和投资依赖，让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竞争来化解产能过剩。

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中，政府的责任不是强制关闭淘汰落后产能，因为什么是落后产能，不是政府能够判断和鉴别得了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只要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制定一套先进合理的能耗标准和环保标准，以提高准入门坎，并运用法律加强监管，保证这些标准的严格实施。

2.中国企业的“圈地情结”

“圈地——融资——上市”，尽快将企业做大，是中国企业过去成长的通用模式。中国企业过去的这一普遍做法和成长模式，导致了中国企业浓厚的“圈地情结”，以及尽快扩大产能的冲动。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中国当前经济产能过剩的困境。三大因素导致普遍产能过剩。中国企业过去一直存在的“圈地情结”，是以下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①经济上升周期中提升市场份额的需要。无论是随“入世”而来的外需市场的快速拓展，还是国内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张，宏观层面上经济总规模的提高总会带来微观层面上企业市场的扩大，在经济快速上升周期中，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筑就了企业做大的基础。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虽然彼此间竞争激烈，但大都能通过市场细分找到各自的市场空间。谁能比别人更快的做大，谁就能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为满足迅速膨胀的客户需求，快速提升产能是企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尽快做大的导向下，通过打价格战提升市场份额是企业顺利扩产的有效手段，而产品创新是比较吃力不讨好的。

②流动性扩张时期抢占资产价格上升的先机。从进入新世纪后的2000年，到危机发生的2007年，中国货币存量由13.8万亿上升到了40.3万亿，7年间接近翻了3倍；危机更是给了货币扩张以超常规的推力，到2011年，中国货币存量又翻了1倍，达到85.2万亿元。而名义GDP，2000年中国名义GDP为10万亿元，2007年为26.6万亿，2011年为47.3万亿。2000-2007年间货币还并未超越GDP增长太多，但2008年后货币和GDP间的增速就被明显拉开了，此这意味着大量超发的货币进入了资产领域。

中国的货币深化过程并未能保持资产和商品价格的稳定，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随之而生。在中国，货币过度深化更多地导致了资产泡沫的上升，具体表现投资品价格长期超越产出品价格的增长。从最近10余年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超越同期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指数是一种常态。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企业早投资、多投资比晚投资、少投资多受益的现象。

③间接融资体系下银行信贷便利的增强。在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受信息不对称和逆向激励问题的影响，信贷分配是银行信贷领域的永存现象。银行在信贷配给中，天然倾向于大项目和有资产抵押的项目。在中国以大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银行体系中，信贷分配导致的“流向质量”实际上就是流向大企业、大项目，即信贷资源有向大企业集中的趋势。

    因此，企业越能迅速将规模做大，就越能增强对银行的吸引力，增强企业在融资中的谈判地位。随着中国工业经济体系的普遍建立、完善，以及几十年的快速扩张后，未来经济增长将进入结构调整阶段。宏观层面上的这种变化，对微观层面上的企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企业越来越多地感受和意识到，未来增长将更多地转向兼并、重组；未来的竞争不仅发生在产品市场上，市场竞争将扩展到企业股权市场，在企业所有权市场上的竞争将越来越白热化。企业规模越大，在大中型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企业的融资能力就越强，就越能在产品和所有权的全面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