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随着中国经济提质增效，中西部快速崛起，一度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重镇——苏南地区显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长期霸屏的苏南模式似乎成为过去式。面对新一轮城市竞争，苏南地区如何做到不高估过去成就、不低估未来潜力、摆正当前位置，谋求自身经济的再次腾飞？文章上篇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切入口，对“苏南模式”兴衰历程进行详尽分析，以此引出的现阶段发展瓶颈和路径举措，笔者将在下篇展开进一步深入探讨。
1983年，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小城镇再探索》中率先提出闻名遐迩的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开创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就地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实践，后衍生出“新苏南模式”。
表 1 新、旧苏南模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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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之后，苏南经济稳居中原榜首，至清朝太平天国运动，江南大规模沦陷，生产资料和劳动人口遭受重创。据史载，苏州府和常州府人口均锐减60%以上。
民国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崭露头角，以荣氏家族为首的工商业巨头和锡甬两大商帮登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霸屏历史舞台，苏南成为“民族工业摇篮”，强势左右全国经济走向。在苏州盛泽镇、濮院镇等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由农业人口大幅转向雇佣工人，成为后来“苏南模式”人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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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世纪20年代苏南地区工业繁荣景象
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较低的苏南城市在全国大规模公有制经济模式中，中央拨款数额极少，地方拨款额度受限。由于获取生产要素能力不足，苏锡常三地GDP总量迅速跌出全国top15。
70年代初，中共苏州地委倡导和支持发展农村工副业，提出“农副工综合发展”新思路，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在全国领先一步部署发展社队企业，实现社队企业历史性转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苏南农民利用“双轨制”中的市场调节机制，一方面与内地进行物资协作解决社队工业原料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紧缩背景下将上海和本地大中城市技术、人才吸引到乡镇企业，推动乡镇企业迅速打开全国市场。借助改革东风，拥有强大乡镇企业军团的“苏南模式”从此名震华夏，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将其繁荣景象形容为“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第十个年头，国内通货膨胀空前高涨至18.6%，中央关、停、并、转一部分乡镇企业进行经济整顿，乡镇企业进入资本寒冬期。1994年，江苏亏损乡镇企业近7000家，1995年亏损数逼近10000家。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加剧了苏南地区债务危机的大规模爆发，加上“温州热”的刺激，不甘落后又头脑灵活的苏南人终于按捺不住，前后两次改革“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苏南地区似乎进入无模式时代。
2、“新苏南模式”萌芽
90年代，国务院(国函[1992]145号)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与上海咫尺之遥的苏南地区快速响应浦东开放开发顶层战略，大力建设开发区，与浦东新区隔空呼应，苏州市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李光耀手中拿下中新工业园区合作项目，“新苏南模式”雏形初显。
在沿用“旧苏南模式”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新苏南模式”另辟出一条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以城市现代化为特征，建立经济开发区，通过所有制改造和外资引进，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多层次产业并重的多元格局，不断增强城市经济实力、快速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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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苏南模式在空间上的体现
2013年，江苏跻身为全国第2个GDP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省份，10.1%增速遥遥领先广东8.2%，人均GDP稳居全国省份第1，“苏南模式”又一次风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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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年全国各省市GDP情况
3、明日黄花？
2013年，国务院批复《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次年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南城市群将创新驱动作为下一轮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然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新模式新动能的转换难见成效。近五年，苏南地区以土地扩张和资源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外延型发展模式瓶颈愈发突出，产业及经济老态渐显：核心城市苏州增长放缓，大型外企撤离的消息时有耳闻；副核心城市无锡GDP总量先后被武汉、南京等城市超越，且差距有扩大态势；常州人均GDP与苏锡严重脱节，落入省内第二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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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江苏13市土地开发强度（2015年）
省域整体上，2013-2017年，与同样以出口导向型为经济特征的广东相比，差距逐步拉大。2018年1季度，苏粤GDP之争一锤定音，广东增速更是首次反超江苏。
表 2 2013-2017年苏粤GDP总量及差距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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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一轮城市竞争，苏南地区发展机会在哪里？ 发展出路又在哪里？
没有哪种模式能一劳永逸，“苏南模式”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禀赋、民营国资甚至国际背景等诸多因素交织的时代产物，会兴起、会衰落，也可绝处逢生、转型升级。未来“苏南模式2.0版”走向如何，敬请期待《苏南模式沉浮记（下）》。
